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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观察丨长沙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

来源:湖南新闻网时间:2018-01-02
湖南视窗讯:

  今天的文物,在古代其实就是生产和生活器具。“东方既白——春秋战国文物大联展”中的许多展品如铁斧、青铜器、漆器等,都让人们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的文明进程和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状态。那么春秋战国时的长沙又是怎样的状态呢?

  西周初年,周成王封熊绎于江汉之地,始建楚国。楚,又称荆楚,传说是祝融氏的后裔发展起来的一个部落。熊绎带领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迅速坐大。到了春秋初期,楚王野心膨胀,北伐中原,东征江淮,其版图不断扩充,几乎每天都在拓宽。

  春秋中期,楚国南征获得了空前成功,兵锋直逼长沙。不久,楚国势力已完全控制了长沙,楚人代替了越人,成为长沙新的主体,色彩绚丽的楚文化覆盖了淳厚质朴的古越文化。同时,楚人南来,亦携来了中原和江汉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经验,长沙由青铜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促使长沙这片仍处在原始状态的“扬越之地”直接逾过奴隶制时代,跨步迈进封建社会。楚人崇凤,那种狂放不羁、纵情浪漫的独有性格和奇异诡谲的独特文化形态,深深地影响了湖湘大地,成为湖南人性格的起点和湖湘文化之根。

  楚国是我国最早冶炼铁矿和使用铁器的地方,而迄今的考古发现证实,长沙地区又是楚国较早出现铁器冶铸业的地区之一。我国的铁器时代,大约始于公元前6、7世纪,即春秋晚期。目前已发现确属春秋晚期的铁器共有9件,都出土在楚境,其中最早的铁凹口锄、最早的钢剑和最早的铸铁件都出土于长沙。

  铁凹口形锄1951年出土于长沙识字岭314号春秋晚期楚墓填土中。钢剑以及铁鼎1976年出土于长沙杨家山65号春秋晚期墓葬中。长沙窑岭15号春秋晚期墓也有铁鼎出土。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钢剑和铁铸件。到了战国时代,楚国的冶铁业更趋发达,据统计,截至1984年为止,长沙共发掘战国楚墓近2000座,有186座出土了铁器,共30种240件,其中铁工具124件、铁兵器68件、日常用具及其他器物48件。

  很久以来,一般认为块炼掺碳钢最初出现于战国中期,而杨家山65号墓钢剑的出土,把碳钢出现的时间上推到了春秋晚期,一下提前了二三百年。经金相检验,这把剑含0.5%的中碳钢,中部由7—9层反复锻打而成,可能还经过了高温退火处理。而与此同时出土的铁鼎,是用生铁铸造而成的,金相的检验为莱氏体白口铁组织。这种铸铁件的发现表明我国铸铁发明的时间早于战国,比欧洲使用铸铁的时间要早2100多年。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冶金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而且也表明至少在春秋晚期,长沙地区已经使用铁器,并在铸造方面达到了很高水平。

  战国早期以后,长沙的铸铁业进一步发展,突出表现在:第一,铁器已开始运用于农业生产等各个领域。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大批铁器,已有相当数量的生产工具,主要有锄、斧、锛、夯锤、削、刀、鱼钩等。此外,还有不少兵器和日常用具。这就证明在战国时代长沙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中,铁器的作用已越来越重要。第二,韧性铸铁的出现。韧性铸铁是将白口铁经退火处理,使其中的碳转化为石墨,而基体转化为钢组织,改变了白口铁易脆的弱点,且比钢易于铸造。长沙左家塘44号和砂子塘5号战国楚墓就出土了韧性铸铁的铁口锄。这种技术基础从此奠定下来。

  湖南省博物馆科研办主任、研究员喻燕姣介绍,“鄂君启”错金铜车节为战国时期青铜器物,1957年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用时双方各持一半,合节验证无讹才发生效力,车节长99.6厘米,宽7.3厘米,厚0.7厘米,有错金铭文150字。

  喻燕姣说,节是水陆交通运输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交通运输通行证。铜节分舟节和车节两种,本次展出的为车节。铭文记载了公元前323年,楚怀王发给鄂君启舟节和车节的过程,并详细规定了鄂君启水路、陆路交通运输的路线、运载额、运输种类和纳税情况,是研究战国时楚国交通、政治、经济、地理和商业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

  1991年,怀化洪江高庙遗址发掘出距今7800年前的陶画,其上绘有帆船及画舫图像,这是世界交通史上有关帆船的最早记录。2001年,在澧县城头山遗址发掘距今5300年前的道路遗迹。城垣外环以30至40米宽的壕沟,说明木梁桥在那时已经出现。同时,长沙地区至迟在尧舜时期已经修筑了可以通行车辆的大道。

  有这样一副对联,即湖广驿道祁阳熊罴岭驿亭联:“今日之东,明日之西,青山叠叠,绿水悠悠,走不尽楚峡秦关,填不满心潭欲壑,力兮项羽,智兮曹操,乌江赤壁空烦恼,忙什么,请君静坐片时,把寸心想后思前,得安闲处且安闲,莫放春秋佳日过;这条路来,那条路去,风尘扰扰,驿路迢迢,带不去白璧黄金,留不住朱颜皓齿,富若石崇,贵若杨素,绿珠红拂终成梦,恨怎的,劝汝解下几文,沽一壶猜三度四,遇畅饮时姑畅饮,最难风雨故人来。”

  春秋战国末期,长沙郡南境,五岭逶迤,地势险峻。岭南为越人聚居的南越,包括了今广东、广西在内的辽阔地域。秦始皇晚年,令国尉屠睢率50万大军伐越人、戍五岭,发动征服南越的战争。当时,秦朝在郡内修筑了通往越地的“新道”,作为秦军的进兵与粮运之道。古籍记载,其时长沙郡的零陵县和郴县都修有“驰道”,至今犹有遗迹可寻。

  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屠睢统率的50万人马分为5军,分戍5处,其中“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都是在长沙郡的零陵县境内。这两支军队很可能就是经长沙郡境,溯湘江而上,再由新道逾岭往南的。秦军曾“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秦始皇乃命监史禄在零陵县境南端(广西兴安县)湘江上游与漓江上游之间开凿灵渠,使大批人马粮草由湘江船运,经灵渠,入漓水,源源不断开入南越……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段时期被称为“春秋战国”时期,它跨越500余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也是大发展、大融合的时期。这次展览的文物,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楚地的文物,须知,这一时期,长沙经历了青铜铸造技术等先进中原文化的洗礼,“扬越”长沙告别了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跨入了较为先进的“青铜时代”。

  夏时,三苗方国已被彻底击败,不再具有抵御北方强大王朝的能力。商周时,三苗方国神秘消失,昔日三苗活动的区域被称为“扬越”,又叫“荆蛮”。其时,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活跃着一个古老而庞大的民族,曰:“越人”。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扬越”是古越人的支系,而生活在长沙的越人却是“扬越”的一支,故而,史称长沙为“扬越之地”。

  古越人创造了有别于中原的独特文化——越文化,其中尤以拍印的几何纹饰硬陶即印纹硬陶为其代表。近现代长沙陆续发掘的商周遗址,都发现了具有明显古越文化风格的遗物:各种与中原地区制作风格迥异的石器、灰色或黑色几何纹饰的印纹硬陶残片等。

  商周王朝将南方广袤地区视为后花园,想来就来,频频挞伐“扬越”,慑于淫威,紧邻汉水的“汉南之国”纷纷臣服。商朝中期,商王武丁再次征讨“荆蛮”。《诗经·商颂·殷武》描绘了这次战况:“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武丁率部深入“荆蛮”纵深腹地,俘获了大批人口充当奴隶。商亡,西周替代。到了中后期,西周统治集团腾出手来,屡屡南下。《竹书纪年》载,周昭王曾三次南征,但均遭到“荆蛮”的顽强抵抗,最后“南巡不返”,“卒于江上”。相传,周昭王一路打到了长沙,今长沙之南临湘江而立的昭山因此获名,山下湘江有深潭,水流湍急,曰“昭潭”,即为昭王葬身之所。

  夏商周各朝南征“扬越”有一个共同之处,那便是迫使“扬越”等南方服威纳贡,并不屑于直接统治。不过,随着中原王朝不断侵入南方原始部落,不仅给“扬越”留下了许多武器和生活器皿,还给“扬越”带来了先进的青铜文化。商周注重礼制,不忘先祖,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祭奠文化。祭奠文化的兴起,有力地冲击了“扬越之地”的原始巫术等文化,开阔了长沙人的视野。近一个世纪以来,长沙地区出土发现了大量商周时代的青铜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在全国实属罕见。商代中期,来自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传入长沙,“扬越”人开始使用和制造青铜工具铜斧,到西周后期又有了铜制的农具,长沙从此告别了原始落后的石器时代,跨越式地提升了农耕文化的水平。

  1938年在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被史学界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作为商周青铜文化的代表,一直被选入中学历史教科书。1959年以来宁乡和长沙县相继出土的多件铜铙,均以怪兽、虎、象、牛等为主纹装饰,这些青铜器形体高大厚重、纹饰精细且多为动物造型,与中原青铜器的庄严厚重和粗糙的图案化一比,更加精巧雅致、清新激越,无不彰显了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郁的越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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