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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化、错位化、非农化: 警惕“三化”跑偏乡村振兴轨道

来源:湖南新闻网时间:2018-01-30
湖南视窗讯:

  编者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战略甫一起步,就存在跑偏苗头:乡村振兴“样板化”、建设主体“错位化”、发展取向“非农化”。这些倾向与中央倡导的战略要求是否相符?与农民群众的期待是否合拍?

  谨防乡村振兴跑偏,需要真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内涵,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条道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江西某县一个村庄内,假山、石桥、廊道、花坛、护栏、凉亭、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一应俱全,人居环境媲美城市优质小区。“这是我们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共投入1200多万元,还专门聘请了北京一家规划机构设计。”当地乡镇负责人说。

  贵州某县拥有8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在全省位列前茅。该县下面的乡镇又建有“园中园”,粮油、蔬菜、畜禽、水产等各类产业项目充塞其间,近20个乡镇仅有2个没有农业示范园区覆盖。“目前可以说,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乡镇负责人说。

  在贵州北部,距离县城相对偏远的某乡镇,正规划打造一个与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梵净山等媲美的4A级景区。镇党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着手建设“百园之镇”,两年之内的目标是100个山地公园。为一睹这“世界级名山”,半月谈记者驱车从县城出发,约一小时的山区公路,坡陡弯急。一路上可见当地村庄为响应乡村旅游发展的号召,处处开工,大搞开发。

  乡村振兴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样板带动。但有的乡镇看到别的地方树立样板,为避免“矮人一头”,不顾自身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项目摊子也越铺越大。其中“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的风险不可不警惕。

  “这个扶贫车间是为了就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直接复制别处经验建设的。”该村驻村书记介绍,扶贫车间用于村里留守妇女闲时制作布袋,但是由于没有开拓出真正的市场,帮扶性订单结束后出现了“活跟不上”的问题。群众不赚钱,干了一段时间纷纷离开,大家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为快速推进乡村振兴,有些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作为重要抓手,有的统一要求推进土地流转,大搞项目,强力招入企业、大户流转土地。部分乡镇只注重引入项目,并没有做好相关项目的长期培育、整体配套、市场开发等工作,进入的农业企业和工商资本一旦面临市场困境,就可能出现企业或大户卷铺盖走人,留下项目“烂摊子”。

  河南某县一家酒业制造企业与当地合作社和农民签订了高粱种植协议,农民种植的高粱成熟后,企业组织收割工作,并承担收购、加工、储运及销售。然而,由于近年来酒业行业整体形势变差,企业出现了资金困难,不兑现责任。成熟的高粱在地里没有人收割,农民即便自己收割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销售,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湖北西部的一个村围绕乡村旅游布局发展采摘产业项目,是当地一个较为富裕的明星村,然而光鲜之下亦有隐忧。2017年当地葡萄滞销,引发上访。“几年前,村里动员大家种葡萄,农户都很积极,但也担心都种葡萄将来卖给哪个。村干部说卖给游客。2017年葡萄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压得很低,连工钱都挣不回来。”在这名村民小组长看来,这是粗放式开发项目的必然后果。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亩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村民告诉记者,一位私企老板租用当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综合农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农庄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债,2013年跳楼自杀,企业破产,这家农庄从此就人去楼空了。

  湖北某村是当地政府打造的一个亮点。村里数十户搬迁户的二层小楼排成一线,整齐大气。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村民长期吃水的困难却一直未解决。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告诉记者,她搬到村里有四五年时间了,几乎年年都缺干净水。夏天涨水的时候,水龙头放出来的是泥巴水。在外做生意的儿子只好开车回来拖水。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应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一项基础工程。一味样板示范的马太效应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离了公共资源的属性,削弱资源使用绩效,而且会影响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疏离。

  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一些乡镇采访时,有的党政主要领导特别乐于介绍当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都有很系统的思路和很超前的理念,并且总结出一套模式,或用数字代表,或用文字概括。记者走村串户采访发现,实际上,村民鲜有人知道,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搞不清来龙去脉。

  “人在花园里,花在公园中。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农家乐,人人小康家。”这位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一套乡村建设理念,称规划是第一位的,要有长远眼光、大作为。这个乡镇的村民却普遍表示,并不清楚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如今村村都在搞建设,很少征求村民意见。

  村民没有参与感,自然也难以体会到获得感。在贵州某乡镇,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清淤泥,修建筑。当地正按照“农民自有闲置房改经营房、自留地改体验地、老百姓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的模式推进特色民宿发展,由公司统一租赁、统一装修、统一经营管理村寨农民闲置住房,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过去,村里修条路,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十分热闹;现在,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半月谈记者在河南一村庄发现,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却在一旁看,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剃头挑子一头热”。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责任。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

  激活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需要提供更多条件,给农民赋权、放权。政府重在把握宏观方向,具体规划建设、上项目,可由市场与村民自主衔接。这既可避免乡村“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能激发村民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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